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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良平:中国新“国家监察委”缺了什么?

时事透视

中国的“第五个现代化”—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,在刚刚过去的十三届人大上,取得了一项重要进展,就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成立。国监委是“一府两院&rdqu

o;以外的,并与之平行的国家机关。它综合了纪律监察机关、行政监察机关以及检查机关的反贪部门,是有相当权威和一定独立性的国家机构,负责监督、调查、处置公职人员依法履职、秉公用权、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问题。监察对象包括所有国家公务员、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、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等在内的一切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。它是中领导人“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”一个重要环节。

然而,它好像缺了点儿什么,特别是与中国古代的言官制度比较。言官分为监官和谏官,负责监督与上谏,因而是有两面的制度设计。监官代表君主监察各级官吏,谏官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。中国新的国家监察委则只剩下“监”的一面,对下不对上。

谏官的历史悠久。《吕氏春秋·自知》载,商汤王时已有“司过之士”,皇帝有过错,可以由“司过之士”提出或者纠正。相传于舜帝时,已有“纳言”一职。周以后各个朝代都设有言官,称谓各不相同,如“谏议大夫”“光禄大夫”“议郎”“拾遗”“侍中”等;谏议机构称为“光禄勋”“谏院”“司谏”“补阙”“门下省”等。言官通常品级比较低,但地位和作用独特。除了朝会外,他们还可以列席宰相和皇帝的会议,直接监督皇帝。古时对言官的素质和品质要求很高。宋代司马光说:“凡择言官,当以三事为先:第一不爱富贵,次则重惜名节,次则晓知治体”。就是必须大公无私、刚直敢言,还要学识渊博、通晓政务。

“言者无罪”是官场赋予谏官的“规矩”和特权,而谏官也形成了独特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。各个朝代都有名臣出自其中。汉朝的著名谏官有董仲舒、刘辅、匡衡等;大唐有魏征、张玄素等;宋朝有司马光、欧阳修、范仲淹等;大明朝有于谦、王守仁、海瑞等。魏征把唐太宗搞得要发疯,海瑞将嘉靖皇帝气个半死,范仲淹的名言“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”,是其谏官生涯的写照。大明的言官数量为历代之最,他们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和荣誉感,多次进行集体跪谏,上演了不畏死难、前赴后继、持续极谏的惊心动魄场面。他们为了当“诤臣&rdq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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